5 月 8 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做客一档节目时回应了自己卖光名下所有房产的原因：他觉得财富让自己感到压抑。
这件事听起来就让人很“酸”，而因为疫情的冲击，美国社会对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再度暴发，许多富人不得不去做更多的慈善来缓解压力。
本期推介文章来自 medium 网站《黄金，死亡和税收：为什么亿万富翁的慈善机构不能拯救我们》（Gold, death & taxes: Why billionaire charity can’t be what saves us），作者 Thomas K R 探讨和反思了这一社会问题。
首先，你知道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吗?
作者试图用一些当代经济学术语来描绘这个数字的意义。2018 年，美国工薪族的平均年收入为 4.7 万美元。
如果一个人可以没有任何生活成本，攒够 100 万美元需要 21 年的时间，那么攒十亿美元就需要 2.1 万年。
要知道，21000 年前，地球上基本都被几英里厚的冰原覆盖着，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即将结束，整个大不列颠是还一个野生的天然溜冰场。
2020 年最著名的富豪当属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他也是以科技为动力、全球化自由市场的成功人士典型代表，身价约 1400 亿美元。
现年 56 岁的贝佐斯现在拥有亚马逊 11% 的股份，尽管新冠病毒也让这家公司遭受冲击，但它仍然价值 1.14 万亿美元。
今天，贝佐斯的收入约为每秒 2600 美元，或每分钟 15.6 万美元，你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在以美国平均年收入的倍数增加。
在 20 年的时间里，贝佐斯创建了一个无国界的数字帝国，如今，亚马逊拥有 80 万员工，是冰岛人口的两倍多，其直接的生态系统和供应链还拥有数百万员工。
但是，作者提到，贝佐斯和其他的亿万富翁们控制了足以改变世界的个人资本量，他们有了资源和控制权，可以设计和塑造世界上微妙交织的经济结构。
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他们现在可以决定哪些人或事值得获得支持。但在新冠病毒引起的历史性的医疗保健和金融危机之下，这带来了全新的问题，慈善事业也不是能解决系统性不平等问题的答案。
但是，分享财富就是分享权力，亿万富翁们不仅是超级富豪，他们的权力延伸到整个商业部门，拥有报纸和媒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影响着政府。
如今超级富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受保护，他们得以掌控一种经济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了控制他们行为所需的立法和监管资源。
回到当前的新冠疫情上来，这次危机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上挖出了一个潜在的致命伤口，全球经济也需要无限的经济增长才能维持活力。一旦停滞，预计会造成比 1929 年严重得多的经济萧条。
到今年 6 月，美国将有 2000 万人失业。在英国，政府目前支付全国工资账单的 24%，但没有人知道这将持续多久。
在恐慌中，人们想知道亿万富翁在哪里，因此，为了避免穷人们的不满积聚，亿万富翁们开始了各种私人捐款，去解决食品、疫苗以及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Twitter 创始人杰克·多尔西捐赠 10 亿美元，贝佐斯出资 1 亿美元，比尔和梅琳达为疫苗出资 1 亿美元，扎克伯格夫妇捐赠 2500 万美元等等。
不过，作者认为，这种慈善模式的唯一一致性是，在需要多少钱和需要把钱花在哪里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这些行为完全是自愿的，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慷慨，而用随机的、自愿的现金来填补社会支持系统的漏洞非常脆弱。
尤其是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如此巨大的贫富分化差距和对亿万富翁们慈善事业的期待不足以依赖，公共危机的解决方案也不应由私人资金来承担。
更重要的是，这些慈善活动往往直接反映了超级富豪的商业需求，而不是贫穷的人的真正需求。
这意味着，将正确的资金引导到正确的地方是极其困难的。他们不需要做出太多牺牲，只拿出一些剩余资金，导致这种性质的慈善具有表演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者认为，以科技为动力的市场经济下，美国社会需要重新设计针对个人和企业的税收制度，这些资金需要被圈定，用于公共项目，具体解决贫困和边缘化的问题。
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国家和国际公共机构，以评估和消除即将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风险。这些机构要关注全球利益，以人类为中心。
每个人的数据权利应该被重新评估——这些权利是神圣而受到保护的，在科技时代，滥用数据权利将成为一项罪行。
我们还应该调整个人价值观，之前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正在推动大规模的企业扩张主义，因此对大量权力和金钱的追求不应该成为主流思想。
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当私人财富达到某一个点时，需要有一个财富上限。这样做确实可能会扼杀野心和创新，但现在看来，或许也有些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