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炜清和战友们整夜守在病人身边。（资料图片）
3月23日，征战了42天，福建省对口支援宜昌防治新冠肺炎支援队完成任务，平安返闽。
4月6日，吴炜清和战友们结束14天集中休整，平安回家。吴炜清是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医生，对包括他在内的福建医疗队重症组的医生来说，此行最难忘的，要数交接前的最后一个夜班。3月16日深夜，他与同行的“逆行者”为最后一名危重症患者守护了整整15个小时。
近日，结束休整的吴炜清向记者讲述了这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
务必守护好“宝贝”
那是名70岁的老人，于2月20日入院，确诊为新冠肺炎，既往病史有高血压症。老人求生欲望不强，不愿意配合治疗，3月12日病情恶化为危重症。
3月13日晚，我接班后，重症隔离病区的同伴说，老人生命征不稳，问我能不能进去支援，我快速穿好防护服进入红区。
到了她床边，只见她浑身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管路，体形消瘦。我给她做床边心脏彩超。一看到图像，我心凉了，那是个绵软无力的心脏，像条蠕动的毛毛虫，心脏已无力泵血。
我立即叮嘱身边的值班医生：“这个心脏马上要停了，快去推抢救车！”等我再回过头看一眼监护仪，发现心率只剩40次/分钟，动脉压只有50mmHg了。我立即单手辅助按压，按了二十几下，希望心跳回来。结果，动脉成一条直线，这下心脏完全停了！
我赶紧跳上床去进行心肺复苏，应该是8分钟或10分钟。这段时间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好在病人的心跳终于回来了，我松了一口气。
当时，重症病房只剩最后一名病人，我们称之为“宝贝”，就是想务必守护好她。没想到，更惊险的在3月16日，那是我们交接前的最后一班。
当天傍晚6点多，我们发现她情况不妙，开始救治。7点20分左右，她发生恶性心律失常快速型房颤，心率最快时达200次/分钟，血压只有50mmHg左右。
我快速穿戴好防护服进到重症隔离病区，让两位队友帮忙一起抢救。直到凌晨她的病情稳定下来，我才从隔离病房出来。我当晚值了一整夜的班，指挥部的同事们也都在线盯着，时刻准备着调整治疗方案。
凌晨3点半，她的病情又变症了，发生低氧血症，我再次进入病房抢救。过山车般的心率、血压、血氧，心电监护上的数值牵动着我们的心。
调呼吸机模式、参数，床边彩超，床边心电图，强心，利尿，纠正电解质紊乱，翻身拍背……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她的生命征终于渐趋平稳。
3月17日早上8点，我们才放心地把老人交到当地医生手中。
因为病人的生命征极不稳定，哪怕半分钟没盯牢，就很可能出现变症。那一夜，我们七人轮流守着，最多时三个人守在她床头，一刻也不敢离开。我守了整整15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最令我感动的是大家全力以赴的坚守。
我们团队的同伴有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的，还有三明、漳州等设区市的医院的，更有重症医学科等不同专科的。我们在一起密切配合了一个月，同气连枝。
最大的快乐
我是有重症医学相关经验的麻醉医生，支援宜昌期间，我被分到重症组。
2月21日是我在宜昌的第一个夜班。那天晚上6点，我接班的时候，外院转诊一名脑出血昏迷病人，合并新冠肺炎，生命垂危。
到病人床前时，隔着护目镜、防护面屏，我隐约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病人。她的血氧饱和度只有75%，口鼻大量涌血，高度怀疑已经误吸。
那是一名32岁的女患者，在确诊新冠肺炎之前，外院检查怀疑急性白血病并发凝血障碍，全身多发出血。另一位医生帮忙推注诱导药物，我接手辅助病人呼吸。此时，患者血氧饱和度只有45%，心率开始下降，已是危在旦夕。等不了药物充分起效了，我只能冒险立即开始气管插管。
手持喉镜进入口腔，我的视野里血糊一片。想找声门，但就像在一片汪洋血海中寻找出口。我只能凭感觉进行气管插管术，好在顺利完成。插管后接上呼吸机，血氧饱和度回到98%，暂时稳定了。
真正令我后怕的是2月27日。那天，我穿戴三级防护服进入隔离病房抢救病人，按压了两个小时。衣服湿了又被身体烘干，干了又被汗水湿透，就像在桑拿房给人做心肺复苏。
有位护士提醒我说：“医生，你口罩脱落了。”我下意识找镜子，想看暴露多少面积。幸好脱落的是外层口罩，但我感觉里层口罩也湿透了。我没觉得很惊慌，安慰护士说：“没事，我从小运气很好。”我们又继续抢救了一个多小时，病人终于稳定下来了。
之后两天，我一直觉得肌肉酸痛、乏力。那是到宜昌最害怕的一天，幸好核酸检测和CT均显示正常。
在重症病区，担惊受怕再寻常不过，但能尽一己之力挽回生命，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福建日报》4月14日第4版 福建卫生报记者 邓剑云）
